如今的我，依然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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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李桂芳
比亞迪撞向十堰重慶路小學，多名學生和家長死傷
編輯｜滾木
通報中，官方回應的常是重大突發事件。區別於十年前、二十年前各家媒體的爭相報導，現有媒體礙於不可抗力，報導公共事件的頻率和深度均更小。僅存的十幾家調查向、監督向的機構媒體肉眼可見地以年為單位衰落。選題難過，出差不易，報導易斃，有些事件甚至連通報都沒有，完全不容許媒體報導和公眾討論。公民知情權及媒體對公權力的監督被大幅侵害。在這樣一個通報時代，新聞才更珍貴。
發生了什麼事？事情何以至此？有哪些系統性或行業性漏洞？大型事件中各涉事方應承擔何種責任？個體悲劇背後有哪些結構性問題？當局是否在著力調查？受害者有得到妥善安置和應有賠償嗎？通報有時只會一筆帶過，連基本情況都未告知。
提供報導和通報的主體不同，發表目的不同，呈現內容亦會不同。一些記者視角下的觀察不會出現在通報中。記者需要在場，事件需要被看見。在冗雜的、未被核查的、易消散的線下和線上訊息中，記者能/應找出並梳理有價值的，需被關注到的事實、問題和邏輯，向相關方問責。對於未發布通報的事件，報導也能督促官方和涉事方儘快回應公眾。
我接觸的很多受訪者未能像香港大埔火災中的人一般，可以接受社工的心理援助，有權獻花、成組織地哀悼，在成群的鏡頭前自由表達。面對Ta們的往往是監視、噤聲和恐嚇，仿佛犯錯的是Ta們。如無報導，這些人該如何被看見？部分受害者該如何維權？
以隨機傷人事件為例。近幾年，此類惡性事件的高發頻率已是無法迴避的問題。公眾往往會陷入恐慌，受害者和目擊者尤甚。在有限的做稿經歷中，一個主觀感受是，愈來愈多的人在試圖尋求一份解釋，認為事件應該被「爆出來」而不是「遮醜」。在短視頻平台，我看到一張張憤怒、痛苦、堅忍的臉。來自各地的人們試圖發聲，直率袒露或隱晦表達，臉龐轉瞬即逝。
一位讀者說，在一味噤聲和只准許通報出現的環境下，「我們該如何表達自己的同情與悲痛？」公眾總有途徑得知某時某地好似發生了某事，由此引發的情緒不會消失，只會在未來某個時刻爆發，很可能導致更難以預料的後果。
某種程度上，記者也在為未來的人寫作，為歷史留底稿。即便通宵趕出的長文一夜覆滅，世界的某個角落或許仍留有它的痕跡。
期待未來在水瓶紀元產出更多有價值的報導。新的一年，祝同行者們自由、勇敢、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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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張燚燚
一名富士康資深女工的抗爭記
編輯｜滾木
最初認識小芳是因為關注工廠女工的性別問題，她曾就被性騷擾一事公開發聲呼籲工廠和婦聯正視問題、改善女工處境。建立聯繫不久後，就聽說她被富士康「丟」了出來。
一年多來，見證了她從文字到視頻，從私人帳號到公共場域的持續發聲。也聽說有不少媒體接觸她，但往往沒有下文，或行文傾向於聚焦「女工自考成人本科」或「基層女性如何自我托舉」等話題。
恰逢那時了解到更多像小芳一樣的工人遭遇工廠的系統性逼退，幸好有水瓶紀元願意關切勞工維權，才有機會發出這篇文章。發出後，有更多媒體記者、短紀錄片拍攝者接觸小芳，但往往在「報題」處卡住，又沒有了下文。
文中有引用郝正新律師的一句話：「她的整個維權過程窮盡了一個勞動者所有的合法手段，透視了在中國的勞動者維權各個環節的困難。」擁有話語權的大眾媒體將基層勞動人民的維權事件視作洪水猛獸或可冷靜旁觀的選題，也是如小芳一樣的工人群體在支持系統缺位的情況下會遭遇的困難之一。11月，深圳另一個工廠的員工就全廠取消加班（五天八小時、只拿基礎工資）發生大規模罷工事件，再次佐證這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個人的事件。很多現場我們無法一一去到，但新聞也不僅只關乎宏大敘事，在尋找一個路徑來報導一些難以走向大眾的問題時，也可以嘗試通過個體的敘事來表達普遍的工人處境。
文章發出後，雖然並沒有就此改變小芳的遭遇，但有來自不同圈層的讀者願意去連接和關注小芳，並成為了她的「重要她人」。一篇報導如果可以破除僅是同溫層的互相看見，讓不同處境的人通達彼此，至少產生了新的際遇和可能性。這依然是新聞能夠鼓舞人心的時刻。
最後更新一下文章主人公之後發生的故事：8月中旬，小芳起訴富士康案件一審結果顯示敗訴，小芳上訴到二審。10月中旬，友玲與前公司就非法解僱一事的仲裁開庭，11月末，友玲仲裁勝訴，但很快得知前公司提出了上訴。近來，兩人正在幫助另一位剛被工廠解僱的女工收集證據、提起仲裁，一邊準備和等待各自的一審和二審。她們的戰鬥還沒結束，希望大家未來可以多多關注。
（堅持維權的富士康女工小芳的故事被看見，一位跟她出身類似的企業管理層的讀者帶著鮮花來看她，而她驚喜地發現，她們也捎來了一位朋友的問候——而這位朋友，是激勵她繼續深造的社交媒體偶像。人生何處不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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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索尼克
「不可抗力」面前，日本樂迷與廠牌的失落和迷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