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馬凱一家
清末民初時期，西方人來中國傳教，大體上也是分區域的。像福建、長江中下游一帶，是英國人的傳教區；河南、四川則是加拿大教會的傳教範圍。
教派內部也有細分，比如加拿大的天主教和耶穌新教派在中國傳教就各有側重。天主教是搞慈善事業，孤兒院辦得比較多；新教派主要以社會公益事業作為傳教途徑，要麼辦醫院，要麼辦學校。加拿大人在成都就辦了華西協和大學；英美基督教會在北京辦了燕京大學，南京辦了金陵大學。
柯馬凱的外祖父母都是加拿大來中國的傳教士，住在成都的四聖祠街。這對傳教士夫婦在這兒生下了他們的女兒。這個中國出生的女兒長大後去了加拿大，讀的是人類學專業，取得碩士學位後又回到了中國。曾跑到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做過藏族、彝族的調查研究。
她後來嫁給了一個英國青年柯魯克。
柯魯克出生於英國中產階級家庭，後因1920年代經濟危機破產。但這並未影響到柯魯克去美國讀書，即便在美國又趕上1929年的大蕭條，他好歹還是讀完了哥倫比亞大學。在當時那種環境下，左派一下子就起來了，柯魯克也因此參加了美國的共青團。
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以後，柯魯克回到英國，到1935年又加入了英國共產黨。
1936年西班牙發生內戰，共產國際組織國際縱隊，柯魯克加入其中。後來受傷住院。治療期間，讀了美國記者斯諾寫的《西行漫記》，使他對中國發生了濃厚興趣。
1938年中國對日抗戰，柯魯克來到中國。他先去了上海，在聖約翰大學教了一段時間的書，然後去了內地，在四川成都認識了那對傳教士夫婦的女兒。
這位從事人類學調查的女性，發現社會特別腐敗，存在令人痛苦的剝削，她因此特別同情底層大眾。柯魯克給她講述了一番階級分析的學說，很快就使她從基督教變成了共產黨，進而又變成了他的妻子。
最初，二人相約要去延安。後來希特勒進攻蘇聯，史達林和共產國際發出號召，凡是同盟國的共產黨員都應該回本國參軍參戰，抗擊法西斯。於是夫妻二人離開中國，一個加入了加拿大軍隊，一個參加了英國軍隊，在皇家空軍服役。
戰爭結束後，英、加兩國都有一個資助退伍軍人上大學的政策。柯魯克就去了倫敦遠東學院，妻子則去了倫敦經濟學院攻讀博士。
兩人當時都有一個共同想法，打算了解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斯諾寫的《西行漫記》記錄的是長征這段歷史，柯魯克夫婦也決定寫一部書，反映中國農村的土改歷史，於是兩人帶著英國共產黨的介紹信，在1947年又來到了中國。
他們直接去了晉冀魯豫解放區，在涉縣開展調查研究，進行土改普查。後來，夫妻倆合著了《十里店——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從社會學的角度描述和記載了中國的土地改革運動。這之後，他們參加了北京外國語學院的籌建，並在這所學校一直工作到退休。
1951年，他們的第二個孩子柯馬凱在北京出生。按母親的主張，孩子和中國的孩子一樣，都在中國的普通學校接受教育。1957年，柯馬凱才6歲，但對反右鬥爭已經有了印象。他記得有一次跑到「北外」的東院，看見貼在牆上的大字報，畫面中的老師、阿姨，被畫得面目猙獰，非常難看。昔日裡的一團和氣，突然間變了一副樣子。
對於大躍進，柯馬凱的印象就更深了。當時北外西院建了一個煉鋼的小高爐，爐火熊熊，
有人揀了一口生鐵鍋，因為塞不進爐口，就拿錘子砸鍋。7歲的柯馬凱覺得好玩，就跟一個大學生說：嗨，讓我來砸吧。人家就把榔頭給了他。那是一種一頭帶尖的榔頭，有點沉，柯馬凱舉過頭頂時沒把持住，砸著自己後腦勺了，還流了血，所以印象特深。
印象深刻的還有困難時期。那時大家都吃食堂，柯馬凱感覺飯菜越來越難吃了，照顧他家的阿姨說他挑食。父母要他有啥吃啥，不許挑三揀四。當時食堂的熬白菜特別難吃，父母就盯著他，非叫他咽下不可。他總是趁父母不備，把白菜倒掉。
那三年，柯馬凱倒是沒餓著，但感覺伙食確實不好。他後來問母親，怎麼過去吃得挺好的，現在卻越來越糟糕了。母親解釋說，過去是因為享受特殊照顧，所以吃得好，現在吃的和老百姓一樣，缺油少葷，當然不好吃了。
柯馬凱讀小學四年級時，父母把他們三弟兄轉入寄宿制的崇文小學，想讓他們得到鍛鍊。
1964年，柯馬凱上六年級，他記得有一個很出名的戲叫「以革命的名義」。然後社會上就到處講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柯馬凱的父母都是共產黨，特別關心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政治問題，也常常給孩子講這方面的東西。柯魯克夫婦對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學說非常接受，思想很左。在北京的外國人稱柯魯克夫妻叫「百分之三百」，意思是中共提出什麼，他們總是三倍地擁護。
受家庭影響，柯馬凱六年級時寫過一篇作文，其中引用了毛主席語錄。老師批閱說：喲，你還跟得挺緊的。
文革前的階級鬥爭和政治教育，讓柯馬凱養成了很高的警惕性。
有一年，柯馬凱隨父母回了一趟英國。他們先到香港，再到英國。柯馬凱走在街上，指著一些人對父親說：那是特務吧？那是帝國主義吧。柯馬凱在中國接受的教育，使他一出國就覺得眼前的很多人都是壞人。
1964年，柯馬凱參加中考，第一志願填的是101中學，因分數不夠，被錄取到北大附中。同學中有一個叫米馬克的，父親是搞工會運動的，這家人是從美國過來的，1965年到的北京。米馬克的哥哥叫米克里。米克里金髮碧眼，人很健壯。中國人開憶苦會時，憶的是舊社會的苦，他是憶美國人的苦。他說美國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整天淨吃窩頭。大家問他：美國的窩頭什麼樣的？他說：就是Muffin。
大家不懂什麼是Muffin，都信以為真。多年後，才發現所謂的美國「窩頭」Muffin，原來是英格蘭鬆餅，多好吃啊。
這家人都挺左的，後來在文革中受了驚嚇，1969年跑回美國去了。
柯馬凱的家庭熱衷政治，所以對文化革命運動很快就接受了，並且高高興興地投入進去。北京最早的紅衛兵幾乎都是幹部子弟，背景很厚，特牛。所以他們能喊出「老子英雄兒好漢」這樣的口號。
柯馬凱所在的北大附中成立的「紅旗」戰鬥隊，首先比的就是家庭出身，還要論資排輩。一說誰的父母是黨員，還得問是哪年入的黨。柯馬凱父母是1935年入的共產黨，家庭出身沒問題。大家聚在一起，都在比誰革命。柯馬凱在友誼賓館結識了一些外國人，有時一起聊天，有個瑞士人就說：嗨，這文革，都是年輕人犯青春病，荷爾蒙激素跑錯了地方。
那時候，紅衛兵都喜歡穿軍裝。柯馬凱有個挺要好的同學，是部隊大院的子女，給他弄了一套軍裝，還弄了一條帶大鐵扣的皮帶。大家都說，這皮帶抽人、掄人用得上。柯馬凱說他從未拿它抽過人。
文革中，北京的外國專家，像陽早、寒春、李敦白、史克等，都參加了造反派，柯馬凱的父母也在其中，這些人今天參加這個會，明天批判那個人。
這群外國人成立的造反組織叫「白求恩-延安」，柯馬凱的父母都是這個組織的成員。當時在京的外國專家大都住在友誼賓館，外專局特地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免費使用的會議室。
柯馬凱這些外國學生也成立了一個「紅星」組織，有十幾個人。外專局在南配樓也給他們也安排了一間房作為隊部。
柯馬凱是這個組織的宣傳委員。有一個巴西專家，是「白求恩延安」的，給柯馬凱他們弄了一套油印機，就是刻蠟紙的那種。柯馬凱就在友誼賓館那個紅星隊部里刻寫油印宣傳單。有時也學解放軍支左，跑到工廠去演講。
正搞得津津有味時，柯馬凱的父親卻被懷疑是「國際間諜」抓了起來。
那段時間，柯馬凱正在工廠參加勞動。過了十來天，這個消息就傳到了工廠。工廠就通知他說：柯馬凱，你在這兒學習鍛鍊得差不多了，我們給你開個歡送會，你就可以走了。人家好心，沒給他難堪，還送了他一個主席像章。
柯馬凱回家後，就跟母親四處奔走，為父親鳴冤叫屈。有一次跑到北京衛戍區，那時候衛戍區在護國寺附近。母子兩人是帶著鋪蓋捲去的，打算要不回人就不走了。後來一看沒有效果，又帶著鋪蓋卷回來了。
但母子倆並不氣餒，還是四處奔走。不久，學校停發了柯魯克的工資。柯馬凱的母親覺得這不符合法律程序，學校憑什麼停發工資？，誰證實柯魯克是特務了？連指控什麼都沒有，又沒審又沒判的，憑什麼停發工資！這麼一力爭，北外財務科也覺得不合理，又開始繼續發工資。
這時，北外已經是造反團的天下了，柯馬凱的母親找到造反團的頭目說：你們把柯魯克當間諜抓起來，毫無根據，我是他妻子，要說他是間諜，我跟他生活了幾十年，豈不是我也成了間諜了？這話好像提醒了對方，1968年12月，造反派把柯馬凱的母親也抓了進去。
這些人把她囚禁在小屋裡，這種形式在當時稱之為「群眾專政」。有兩年多的時間兒子們都不知道母親的蹤影，直到第三年才讓子女探視。父母被抓之後，柯馬凱兄弟三人就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安排到北京海淀農機廠。安排時，還特地給廠軍宣隊交待說：這幾個是外國特務的孩子，要好好看管。工人們倒是沒歧視，但軍宣隊的態度可不那麼友好。柯馬凱在這家廠子當了兩年的鉗工。
只要有時間，柯馬凱還是照樣繼續上訪，為父母喊冤。能去的地方都去了，什麼公安部、外交部、市政府、市委、衛戍區，他都去過，而且是反覆去。按流行的說法，他都成了「上訪專業戶」了。
在那些人眼裡，他就是個十幾歲的孩子，沒人拿他當回事。他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北京市外辦，工作人員經常給他吃閉門羹。偶爾也跟他說幾句：哦，你這個案子是某某同志經管的，他現在下鄉了，下個月才能回來。人家就是這樣打發他的。
不僅如此，就連原來的好朋友，見了他也當不認識。但還是有不怕受牽連的，像北大的美國老師葉文茜，她就不怕。她老頭也被關著，她始終熱情，歡迎柯馬凱兄弟去她家玩。
另外，愛德樂和帕特夫婦一家對柯馬凱也很好。柯馬凱兄弟每周去他家，他都會管一頓飯，還跟他們聊天。
有段時間，柯馬凱感覺特別失望，他都已經二十出頭了，想去國外讀大學，可有關部門就是不給他辦簽證。
1972年，外管處通知柯馬凱說：你們的居留證到期了，需要到警局辦理延期手續。柯馬凱氣憤地說：延什麼期啊，我不延！你們最好把我驅逐出境。結果外管處也不催他，還主動替他辦好了延期手續。
接下來發生了一個轉折，柯馬凱在海淀農機廠幹了兩年以後，上面找到農機廠，給他另外換了一家工廠——首汽汽修一廠。新廠子對他的態度很友好，不再說他是什麼特務子女、可教育好子女，還讓他學徒期滿轉正，工資也從原來的19塊6毛2，漲到了三十多塊錢。
1972年柯馬凱母親終於放了出來，1973年1月27號父親柯魯克也被放出來了，前後關押了他五年零三個月。
父親一釋放，柯馬凱就不去工廠了。這年3月8號，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被釋放的外國人，包括他們的家屬。像夏庇諾、戴乃迭、愛潑斯坦、柯魯克等，都是同一批釋放的。
那天，周總理出面宴請大家，他首先代表中國政府賠禮道歉。他說：冤枉你們了，你們是好人。周恩來講完話，就挨桌輪流敬酒。到柯馬凱這一桌，先對柯馬凱母親說了幾句話，然後敬葉文茜酒，最後走到柯馬凱弟兄三個面前說：我知道，你們想出國上大學。好啊，你們回去上大學，學完了還要回來嘛，這是你們的第二故鄉嘛。
既然周總理放了話，柯馬凱跟他哥哥就想馬上動身。出國簽證立刻就批了，國家還答應給一筆路費。當時去倫敦的機票一點也不便宜，要上千美金。柯馬凱兩弟兄一商量，就跟外事部門說：別給我們買機票，把機票錢給我們，我們自己想辦法。外事部門居然答應了，給了柯馬凱弟兄每人一千美金。
兩人拿著這筆錢坐火車去了香港，再從香港坐船到新加坡，從新加坡陸路到馬來西亞的檳城，再坐船去印度，然後從印度一路坐大車、汽車、火車到英國。兩人是5月份出發的，11月份才到了倫敦。
因為文革，柯馬凱只讀到初二，所以到了倫敦以後，首先是補習中學課程。因為在中國工廠幹過將近五年，鉗工、車工都能做。經過親戚幫忙，找了個工作，在倫敦的工廠里打工，同時用了一年多時間補習了中學的課程。1975年柯馬凱考上了倫敦大學的物理專業。
臨出國時，被囚禁了四年的母親叮囑柯馬凱弟兄說：你們這次回英國後，要紮根在無產階級中間。柯馬凱按母親的囑咐，加入了工會，只要是工會組織工人鬥爭什麼的，他都積極參加。
1974年，正值保守黨的希思政府執政時期，英國煤礦工人大罷工。受罷工影響，英國政府被迫採取「每周供電三天」（Three-day-week）的政策，就是每周只上三天班。
勞動法規定每周工作五天40個小時，每天加班不得超過兩小時。所以各個工廠後來就把三天都改成10鐘點工作制，這樣一周的工作就是30個小時。其中每天有兩個小時按加班工資計算。另外兩天由於待業，所以國家的待業補助還得照發。這樣，工人的工資再加上政府補貼，收入基本上沒怎麼減少，而休息時間卻多了兩天。
在英國，柯馬凱參加過幾個極左組織，一個叫英共（馬列），一個叫做英聯，柯馬凱分辨不清這兩派哪個好，所以同兩邊都有關係。
柯馬凱後來加入了一個小政黨，這個小政黨左得出奇。他們的偶像居然包括江青。他們說起中國的事來，能把中國說得好像人間天堂。這讓在中國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柯馬凱感到非常驚訝，憋不住會說一些大實話，這些人根本聽不進去。有一回談到江青，柯馬凱說了一些冷嘲熱諷和不尊重江青的話，當場引起了他們的強烈不滿。
這些人曾經激烈地爭論，中國當今社會有沒有剝削？柯馬凱引用毛澤東的話說，中國仍然是階級社會，說明中國還是有剝削的。結果這些人一聽，立刻就毛了，認為柯馬凱思想有問題，當即就把他開除了。
柯馬凱參加過這些左派政黨的多次會議，對他們的主張十分反感，所以被開除反而讓他如釋重負。這些人左得出奇，黨內氣氛特別緊張，經常相互惡毒攻擊；卻還表現得非常虛偽，什麼「剛才某某同志如何如何」。表面上相互尊稱同志，說話卻特別惡毒。等到考上大學，柯馬凱就同這些人一刀兩斷，再不往來。
上了大學以後，除了在學生會搞點什麼活動外，柯馬凱就只鑽研物理。後來轉入瑪麗亞皇后學院，這個理科學院的學生就不怎麼談政治。這讓柯馬凱覺得特沒勁，就和幾個左得可愛的小青年，租了一套小洋房，幾個人一回到那兒就談政治。其中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一個托派，一個蘇格蘭獨立派，柯馬凱被大家貼的標籤是史達林主義派。
幾個人雖然派別不一樣，但卻特別談得來。晚上沒事就下酒館，邊喝酒邊談政治，談蘇聯革命，談新左派思想等等。有時，幾個人也跑到倫敦經濟學院去，那裡的文科學生中，左派特別多。那兒的學生會有學生酒吧，倫敦經濟學院的學生酒吧是左派聚集的地方。柯馬凱後來常跟這些學生談政治。遇到學生搞遊行的時候，比如美帝國主義轟炸誰啦，什麼反戰啦，會跑到美國大使館去抗議，柯馬凱都會跟著去。
柯馬凱在英國學完本科後，1978年回到了中國。1973年走的時候，柯馬凱曾經發誓說，這一走就再不回來了。可是父母在這邊，到底還是割捨不下，一畢業又回來了。
參考資料：米鶴都《一個老外的紅衛兵經歷》
2025年0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