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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勞教」死裡逃生記

—死裡逃生

作者:

1967是我在農場「勞教」的第三年,這年的7月下旬「雙搶」[1]還沒有完,我就開始發燒,每天都是三十八度五左右,體溫也不算特別高。「雙搶」仍處於緊張階段,生產組裡的人手又不夠,我如果休息,組裡的工作幾乎就要癱瘓。生產組組長老潘[2]患慢性痢疾已近一年,體力越來越差,他基本上不能出工,全靠我幫他安排組裡的生產勞動。想到自我到農場以來,老潘對我的關照,我也只好堅持每天出工,並幫他安排其他人的工作。我偶爾晚上也到隊醫劉醫生(部隊衛生員退伍)那裡量一下體溫,拿一點百乃定之類的退燒藥,也不見效。

到八月二十二號,「雙搶」已基本上完成,老潘對我說:你發燒這麼久不退,今天休息一天到總場醫院去看一下病吧!不要拖出什麼大病來才好。

這天早餐後,我到總場醫院掛號看病(「反動學生」因仍保留了學籍,所以仍享有在校大學生的公費醫療待遇),由於剛「雙搶」後,農場生病的人很多(大都是過度勞累引發的),再加上農場和附近農村搞武鬥受傷的傷員也大多到總場醫院來治療、搶救。

我掛號後好久才輪到我進診室看病,給我看病的周澤瓊醫生問了我的病情,用聽診器聽了一下心肺後對我說:你的症狀有點像急性血吸蟲病。我先開個化驗單,你去驗個血、驗個大便就可以確診或排除。她聽我說省城話,又問我:你不是本地人吧?來農場有多久了?我告訴她我是省城人,來農場快三年了,她說:你是大學生吧!我說:是的。因為全農場的人都知道有一批從省城來的大學生在這裡勞動改造思想。

我拿著化驗單來到化驗室外排隊,一看前面排了好幾十人,估計上午是輪不到我了,我便去問周醫生說:上午人太多恐怕輪不到我,我是否可以下午再來?她說:下午人也一樣多,你跟我來吧!我跟著她來到化驗室裡面,她對那兩個化驗員說:你們先幫他化驗一下吧!他病了很久啦。那兩位化驗員立即幫我抽了血,並拿著我準備好的大便樣品進行化驗,那時候驗血、驗大便全是手工操作和憑顯微鏡觀察,速度很慢,難怪化驗室外面那麼多人排隊。

大約二十分鐘後化驗結果才出來,我把化驗報告拿到周醫生那裡,她一看就對我說:是急性血吸蟲病,根據血吸蟲卵的數量來看已經很嚴重,你發燒這麼久,怎麼不早點到醫院裡來檢查?我幫你開個住院證,你回去收拾東西,下午趕緊來住院。

我回到隊上,向生產組長老潘和生產隊支部書記老范[3]請好了假,拿著洗漱用品和換洗衣服,就來到總場職工醫院辦理住院手續。由於住院的人太多,所有的病房都住滿了,我被安排到一間由大倉庫改造成的臨時大病房住下了。這間大病房住了三四十個病人,其中有不少是農場和附近農村的血吸蟲病人和武鬥受傷人員,有許多晚期血吸蟲病人,就像防治血吸蟲病的宣傳畫上畫的那樣,全身瘦得皮包骨頭卻挺著一個像臨產前的孕婦一樣的大肚子(血吸蟲病到晚期就無法治癒)。在武鬥受傷人員中,有一個附近公社的造反派,聽病友們說:他平日遊手好閒,到處偷雞摸狗,生性兇殘,因出身好,「文革」開始後參加造反派,當了一名小頭目,橫行鄉里,欺壓民眾,危害一方,激起公憤,被當地民眾聯合起來打斷他的雙腿使他殘廢,使他喪失繼續報復和危害他人的能力,他也被他的家人送到這裡救治。

我入院時照例稱了一下體重,還有一百二十斤重,負責這間大病房的是醫院的林院長,是部隊醫生轉業到這裡的。他對我說:現在給你使用一種我國新研製出來的治血吸蟲病的新藥「血防86」。這種「血防86」實際上是國外早已使用過的一種治血吸蟲病的銻製劑,被我國仿製出來之後,善於故弄玄虛又「酷愛」保密的中共當局,給這種銻製劑取了一個代號「血防86」,以掩蓋它是仿製外國早已發明使用過的真像,對內對外當作自己研究發明的新藥進行欺騙宣傳。

這種「血防86」只溶於油劑,所以服用前把一人一天的劑量裝在有橡皮蓋的原來裝青黴素用的小瓶里,倒入麻油蓋上橡皮蓋,連瓶子一起放到沸水中加熱,到小瓶中的銻製劑完全溶化後,再把小瓶取出來稍冷,給患者服用。

一開始我不知道這種溶在麻油里的銻製劑味道那麼難吃,當護士拿了一個小青黴素瓶叫我把裡面溶有銻製劑的麻油喝掉時,我先打開橡皮蓋,呡了一口,一反胃就連吃下的飯菜做都嘔吐出來了。此時那些老血吸蟲病患者對我說:你這樣怎麼能吃得下去?你要先仰起頭,打開瓶蓋把瓶伸到喉嚨里往喉嚨里一倒,迅速吞下後,連忙夾一筷子醃菜往嘴裡一塞,嚼兩下往肚子裡一吞,這樣才不會嘔吐出來,他們給了我一點醃菜,我如法炮製,才把那一小瓶溶解在麻油里的「血防86」吃下去,果然沒有嘔吐。於是我請來醫院看我的老潘,幫我從他家裡炒了一碗醃菜來供我服「血防86」用。

這種「血防86」每天一次,要連服一個星期為一個療程,我服了三四天之後肝部出現疼痛、腫脹,吃飯後開始嘔吐,但人尚可行走、洗衣、洗澡。為了補充能量我到供銷社買了白糖,沖糖開水喝。好不容易堅持服完了一個療程的「血防86」,病況不僅沒有好轉,肝部的疼痛愈來愈嚴重,連呼吸時都感到痛不可忍,嘔吐也越來越嚴重,吃什麼吐什麼,後來連喝糖開水也會嘔出來,身體日漸消瘦,而肝部卻越腫越大。每天就靠上下午各靜脈注射(那時尚未流行「打點滴」這種注射方式)一針25%的葡萄糖注射液(每針50毫升)維持生命,服用一點四環素消炎。

由於武鬥,農場與省城的交通運輸中斷,農場醫院已有大半年沒有藥品供應,此時農場庫存的藥品已告罄,消炎藥僅存少量的四環素,補充營養的也只有少量的25%的葡萄糖注射液。此時胡文清、彭桃英、粟愛等幾位小護士商量了一下,跑到藥庫把僅剩的幾盒葡萄糖注射液和兩小瓶四環素丸子拿出來,藏到我的床頭櫃裡留給我使用。她們說再過幾天連這些藥都會沒有了。

這時我已只能一天到晚躺在病床上不能動彈,人瘦得皮包骨頭,肝部腫脹疼痛日益加劇,還發燒,經常燒到三十九度多。

生產隊支部書記範金彥安排我們生產組的兩位從總場園藝隊下到我組勞動的周世達和周菊秋分白天和夜晚輪流照顧我,因為他們二人家在園藝隊,離總場醫院很近。那時我拉屎拉尿都是在床上由他們用便盆來接。我仍堅持每天喝白糖水,但喝白糖水也嘔,有時嘔到綠色的膽汁都嘔出來了,這種膽汁其苦無比,雖然吐了之後立即用水漱口,但直到第二天早上喉嚨里都還是苦的。

這時老范和老潘到醫院來看我,對我說:你好好的養病,想吃什麼就告訴老周他們,我們會想辦法給作弄來。因為當時我從來也沒有意識到我已快要死了,所以居然沒有聽出來這是一句人們對瀕臨死亡的人常說的一句話。我說:我現在什麼也不能吃,吃什麼吐什麼,你們什麼也不要拿來。

他們走後那幾天晚上,我忽然發現晚飯後,隊上來醫院看望我的人多了起來,除了六組的人之外,其他組也有許多人前來看望。原來我那時的狀況醫生、護士和老范、老潘他們都認為我快不行了,隊上的人都是抱著趕在「易老大」(這是隊上的人給我起的外號,意思就是「姓易的大學生」)嗚呼哀哉之前,最後去看他一眼的心態前來探望的。那個我剛到農場時幫我鋤棉花草的小姑娘劉×珍,此時已長成了一個眉清目秀的大姑娘,她來探望的次數最多。在將近三年的共同勞動之中,我們彼此之間已互相產生了好感,但在我當時的處境之下,我們都只能把這種純樸而真誠的情感埋藏在內心深處,不能讓外人知道,所以她每次來時都會邀兩三個女伴一起來,而且儘管她們每次來時都儘量找一些輕鬆的話題,但我還是能從她的眼神里看出掩藏在裡面的憂傷。而我當時卻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一步一步向死亡走近,完全沒有意識到我的生命之火已行將熄滅。

到9月6日下午,眼看我已快要不行了,負責我們這個大臨時病房的林院長把醫院的幾個主要醫生都召集來對我進行會診,周醫生因在門診值班沒有前來,除林院長之外還有歐陽凱、譚躍華兩位××醫學院畢業的醫術比較高明的醫生,但他們二位均因家庭出身不好,怕出醫療事故而被指責為對貧下中農實施階級報復,所以在治病時小心翼翼、縮手縮腳不敢冒一點風險。另一位是王本龍醫生,他原本是解放軍的一名衛生員,後又經過培訓,成了一名醫生,參加過抗美援朝,轉業後就到這個農場當了一名外科醫生。王醫生出身好,又是轉業軍人,因為參加過抗美援,死人的事見得多了,所以膽子大、又不怕承擔責任,所以農場裡有許多重危病人都是他主刀動手術,有的本來在送往地區或省城大醫院的路上就會死掉的重危病人,被王醫生通過手術把他們從去鬼門關的路上拉了回來;但偶爾也有本不該死的病人被他治死了的情況發生。

那天下午會診時,林院長束手無策,歐、潭二位醫生因顧慮重重不敢輕易發表意見,都默不作聲。王醫生見大家都不發表意見,便問了我一下病情和治療經過,又掀開我的衣服看了看我腫得很厲害的右上腹,然後對林院長和歐、譚二位醫生說道:易××的病要麼就是肝癌晚期;要麼就和前不久那位病人一樣,是急性血吸蟲治療後引起的肝膿腫(後來我從護士們那裡了解到:這位病人因當時醫院沒有手術消毒藥品、麻醉藥和手術後要用的抗生素、消炎藥而無法動手術,於一個多月前死去)。林院長和那兩位醫生都附和道:應該是這樣吧!王醫生吩咐值班的護士胡文清,要她去拿一個針筒和最長的針頭來。趁小胡去取針筒和長針頭的時候,王醫生走到我的病床邊對我說:我要對你進行一次肝穿刺檢查,針要刺得比較深,也有點痛,你要忍住,不要亂動,否則針頭把膿胞劃破,濃流到腹腔引起全身性的敗血症那就麻煩了。此時小胡已取來一個針筒和一個將近十厘米長的細針頭和一瓶碘酒,王醫生指使小胡用攝子夾了蘸了碘酒的棉花在我右肋下腫得最高、按下去最痛的部位用碘酒擦拭消毒後,王醫生對我說:忍住,不要動啊!隨即把針刺進我的肝部,雖然有些痛我還是忍住了,一動不動,接著王醫生抽動針筒往外抽,一下子就抽出了半針管黃白色的濃汁,王醫生舉起針筒對林院長和歐、譚二位醫生說:是急性血吸蟲治療後引起的肝膿腫,必須明天就動手術,林院長,你明天安排手術吧!王醫生又對照顧我的老周說:趕緊回去告訴你們隊上明天一早來幾個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到醫院驗血,準備手術後給易××輸血。老周連忙到隊上向范書記、潘組長匯報了情況,老范組織了七八個年輕力壯的小伙子,9月7號一早趕到醫院驗血。不料我的血型為O型血裡面一種比較特殊的血型,那七八個人居然沒有一個人的血型與我的相符合。消息傳回上隊,隊上立刻又有三四十個職工、臨時工趕到醫院驗血,結果僅有兩人可以給我輸血。醫生說:這是大手術,最好能準備三四個人輸血。消息傳回隊上,這時老范把情況向隊上的人一說,隊上那些婦女、姑娘、四五十歲的老頭老太太都趕到醫院來驗血,後來又驗上一個合格的,醫生說:差不多了,大家回去吧!

此時隊上的職工見原來說好今天上午就給「易老大」動手術,已經到十點多鐘了,為何還沒有一點動靜?他們跑去問王醫生,王醫生說:昨天會診後,醫生護士們出版了一張油印小字報(這張帶有時代特色、關係我的生死的小字報至今仍被我保存了下來)指責林院長不負責任,好端端一個病人(指我)進來,在他負責的病室住了半個多月的院,也沒有診斷出是什麼病,又不及早進行會診,直到把病人拖到快死了才叫人來進行會診,對病人的生命太不負責任了,責令林院長作出檢查、反省。

林院長一見此小字報便撂擔子不管了,沒有安排手術,便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職工們從護士們那裡了解到我如果不及時進行手術,生死也就是這兩三天的事。此時隊上的造反派們立即組織了一支數十人的隊伍涌到醫院聲稱:今天下午醫院再不給易××動手術,我們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就要把你們這個被資產階級當權派(指林院長等醫院領導)所把持的醫院砸它個稀巴爛(這都是「文革」期間造反派們慣用的詞語)。

由於我們二分場一隊職工與醫院的醫生、護士們都屬於同一個造反組織,此時王醫生站出來要大家安靜聽他說,他首先按當時的慣例先念了一段毛主席語錄: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王醫生說:資產階級當權派撂擔子,我們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要敢於把擔子擔起來,今天下午由我組織一個手術小組,一定幫易××做好手術,除留下準備輸血的人,其餘的都回去抓革命促生產吧。

隊上的人都回去吃午飯去了,老潘走之前問我:要不要通知你家裡?我說:不要,等我好了再告訴我母親(因為我當時根本就沒有意識到我會有什麼危險)。老潘又交待老周:如果手術前要家屬簽字,你就幫他簽一下。此時只剩下三位準備輸血的人和照顧我的老周,我要老周幫我拿錢到食堂買了他們四人的午飯。此時王醫生找了兩三個剛值過夜班的護士組成了一個手術小組,王醫生交待胡文清護士中午給我先後靜脈注射了200毫升25%的葡萄糖溶液以及一些5%的生理食鹽水,和一些手術前必須的藥劑,又安排護士把手術器械進行了消毒處理。

下午隊上又來了幾位幫忙的職工把我抬到一個有輪子的擔架上,下午二點鐘我被推到了手術室,王醫生問:家屬來了沒有?手術單上要家屬簽字。老周說:他家不在這裡,隊上要我代表他家屬簽字。王醫生對我的情況大概也略知一二,所以說:那就由你簽吧!老周簽好字後,我一看這個手術室設備極為簡陋,中間有一個手術台,手術台上方連無影燈都沒有,只吊了兩支40瓦的日光燈,室內還有一個氧氣瓶,這大概就是手術室唯一的急救設備。手術室大概因為前一段時間藥品的極度匱乏沒有麻醉藥、沒有消毒劑、沒有消炎藥、沒有抗生素等手術必須的藥劑不能進行手術,所以手術室已經好久沒有使用過了,也沒有人打掃。我抬進手術室時,還看到手術室的牆角上有蜘蛛網,可能是中午護士們急急忙忙把手術室打掃了一下,牆角上的蜘蛛網又太高,所以還沒有被打掃掉。窗戶上也沒有紗窗,蚊子、蒼蠅可以飛進飛出,如此簡陋的衛生條件下做這種手術,恐怕也只有在朝鮮戰場上,在帳蓬里的簡易條件下,做慣了大小手術的王醫生才敢做。

在老周他們的幫助之下,護士們把我抬上了手術台,我只穿了一條短褲躺在手術台上,我看到王醫生和護士們把已經消過毒的手術器械都準備好之後,王醫生吩咐護士們說:用紗布帶把他的手腳都綁在手術台上,我說:不是要打麻藥嗎?還綁手腳做什麼?王醫生對我說:你看看你現在身體虛弱到這個樣子,還能給你打麻藥嗎?一麻過去恐怕就再也醒不過來了,當然肚皮上我可以給你進行一點局部麻醉,劃開肚皮時你不會很痛,但是手術刀切割你的肝臟時那就會很痛,因為肝臟是痛覺神經很敏感的器官,你要忍著點,不要叫、不要動,以免影響我的手術。我點點頭輕聲說道:我不會叫,也不會動的。王醫生說:那就好,我以前在朝鮮戰場給傷員們動手術時條件比現在更差,有時連局部麻醉都沒有條件做,我照樣給傷員們開胸破肚、截手截腳。聽得我心驚膽戰、頭皮發麻。

我剛在手術台上綁好,一位護士正在用碘酒給我的右腹部消毒,忽然一個大蚊子正還叮我的額頭,我對另一個護士說:快把我額頭上的蚊子趕走,它正在叮我,那位護士二話沒說,順手一巴掌拍我的額頭上,結果蚊子沒打到,我倒是先挨了一小巴掌,弄得在場的人和我都笑了起來。

接著王醫生便開始對我進行手術,他先對我的右腹部表面打了一針麻藥後,等了幾分鐘,便用手術刀在我右肋骨下方沿縱向在腹部切割了一條將近二十厘米長的刀口,切割的時候由於沒有全麻,所以我的意識仍然很清醒。我感覺到手術刀像拉鋸子一樣上下來回拉動,感受到有一小股溫暖的液體(血液)順著右側腹部往腰下流去,不時有護士用藥棉和紗布進行擦拭。我問王醫生:這把手術刀不怎麼快吧?好像切割不動一樣。王醫生說:手術刀不快,還有什麼刀比手術刀快?你這是活肉,你以為是劃豆腐呀!我後來才從王醫生那裡知道:手術刀在切割腹部時,由於刀兩側的肌肉收縮夾緊了刀片,所以切割時阻力比較大,因此切割時比較費力。由於腹部實施了局部麻醉,所以切開右腹時我並未感到很疼痛,切開右腹之後,感到醫生護士們不知用一種什麼器械,把我右腹的刀口往兩邊拉開。此時王醫生對我說:忍住點!說著就在我肝臟的膿腫部位劃了一個十字形的刀口,此時我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痛徹心扉的劇痛,全身的肌肉不由自主地收縮抽搐,頭也痛得因頸部肌肉收縮而往肩膀內一縮,如果手腳不是被捆綁在手術台上,我恐怕會被痛得不由自主地從手術台上彈起來。

求生的欲望使我不得不遵照王醫生的囑咐:不要動!不要叫!我只得咬緊牙關、喘著粗氣、一聲不吭地堅持住,黃豆大的汗珠從我頭上、身上冒出,護士們不時用紗布幫我把頭上、身上的汗水擦掉。緊接著王醫生又用一個末端有一個橡皮球的、前端是個喇叭口的玻璃吸膿器的喇叭口罩在我肝部的十字刀口上把捏癟的橡皮球一松,橡皮球往外一鼓就把肝部的膿血吸到吸膿器內,再擠到一個菜碗大小的搪瓷盆內,這一吸不但痛不可忍,而且還有伴有一種好像心肝五臟都被拉出去了的極端痛苦的感覺,這樣吸了幾次之後,大概肝內的膿汁已經吸得差不多了,接著王醫生又用手術刀把我肝部所有壞死、感染的部位全部切割掉,此時我感覺到的疼痛比之前更加劇烈,更加難以忍受,但我始終咬緊牙關、喘著粗氣一聲不吭。此時因劇烈的疼痛和失血已使我產生了弦暈,眼前出現了一些莫明其妙的幻覺,我用盡力氣以極其輕微的聲音對王醫生說:我快堅持不住了。王醫生說:你再堅持一下。隨即對兩位護士說:先給他打一針×××(我估計是強心針之類的藥),再給他輸200毫升血。因劇烈的疼痛導致的全身肌肉緊張,又使得全身的汗水不斷往外冒,把手術台上墊在我身下的墊單都浸濕透了。此後王醫生又在我肝部下面靠近腰部的地方用手術刀切開了一個引流口,這個部位已超出了肝區表面腹部局部麻醉的範圍,也引起了劇烈的疼痛,但比起割肝時的那種無與倫比的劇烈疼痛還是要好多了。接著王醫生一手高高舉著一瓶開了蓋的消毒鹽水往切割後殘存的那三分之一的肝的創面上傾倒下來,一面用另一隻手在我的肝臟和腹腔內攪動清洗,清洗出的膿水、血水從腹腔順著引流口排出體外,那含有食鹽的消毒水從將近兩尺高的地方傾瀉而下,衝擊到殘留的三分之一的肝臟的創面上,和王醫生那隻帶著橡皮手套的手在殘肝和腹腔內的攪動清洗引起的鑽心劇烈疼痛和心肝五臟都被掏空的難受感覺比吸膿和切割受損肝臟時更加劇烈,又一次幾乎把我痛暈過去。沖洗了好幾瓶消毒鹽水之後,王醫生見從引流口排出的液體已經比較清潔,才說:好了!好了!

王醫生把切除下的受損肝臟和吸出的膿汁端給我看,足足裝滿了那隻菜碗大的瓷盆一滿盆。接著就開始縫合我的刀口,此時手術已進行了四個多小時,腹部的局部麻醉已過了時效,他給我縫時我覺得很痛,我輕聲說:加點麻藥吧!我有點痛。他說:剛才那麼痛你都忍住了,縫針這點痛算什麼?你再忍一下吧!手術很快就做完了。我感覺到他已經從刀口的下面縫到了上面,我用盡力氣小聲說:縫完了?他說:剛縫完內面一層,外面還要縫兩層,下面的導流口還要插上一根導流管……還沒有聽他說完,我的意識已逐漸模糊,眼前一黑便失去了知覺。

等到我清醒過來,已經到了晚上八點多鐘,我已被推到病房裡,當我睜開眼睛時,隊上照顧我的老周、值晚班的周澤瓊醫生、一位氣質高雅的五十多歲的老護士和一位年輕的女護士都很高興地對著我小聲叫道:醒過來啦!醒過來啦!其他病床上的病人也都帶著好奇的心情圍過來觀看我這個死裡逃生的病友。接著那位老護士幫我量體溫、量血壓,周澤瓊醫生吩咐那一老一少兩位護士趕緊先給我輸400毫升血,吩咐完,周醫生便回到值班室去了,因為還有其他病室的病人需要她去處理,走前她交待那兩位護士:今晚小易身邊一刻也不能離開人,有什麼情況隨時到值班室叫我,他只要挺過了今天晚上,應該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我輸完血不久突然發起高燒,體溫一下子達到40度,我只穿一條短褲躺在病床上還熱得受不了,那位年輕護士一邊給我打扇,一邊用醮了冷水的毛巾往我身上擦,幫我降溫。那位老護士倒是從容不迫,一邊給我打退燒針和控制術後感染的消炎針;一會兒我又突然發冷,那時當地的氣溫通常都在三十五六度左右,我冷得在病床上發抖,護士們把兩三床棉被蓋在我的身上,我還是冷得在被子裡發抖,那位老護士拿了兩個500毫升的鹽水瓶裝上兩瓶熱水放在我的被子裡給我升溫,又給我打了提高體溫的針,問我肝部和刀口痛不痛,我說:肝部和刀口倒是不怎麼痛,只是刀口覺得繃得很緊,有點脹,她說:那就不要緊,這種一時發熱一時發冷是輸血後常有的反應,主要是輸血用具消毒不嚴引起的,到明天就沒事了。當時我心中有些疑惑,在這個地處窮鄉僻壤的農場小醫院怎麼會有這樣一位氣質高雅,處事臨危不亂、從容淡定的老護士?後來聽護士們說:這位老太太原本是××醫學院附屬醫院的一位護士長,因家庭出身等問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批鬥後,被下放到這個農場醫院當護士。難怪她在那種大醫院各種危急病況見得多了,對於各種危急病況早已習已為常、應對自如,所以對我這種情況她當然也就能臨危不亂、從容不迫。

這種一會兒高燒;一會兒畏冷的狀況反夏了三四次之後,我就在不知不覺之中慢慢睡著了。第二天醒來身體感覺好了不少,肝部的疼痛已經消失,只是刀口處仍覺得繃得緊緊的,有點脹。上午九點多鐘,王醫生來查房,問了我的感覺,揭開刀口上的紗布看了看,要護士把引流口上的紗布換掉,這塊紗布上已浸了不少紅色的血水,又給我開了早兩三天剛運到的當時最好的消炎藥「金黴素」,交待護士按時給我服用,在我恢復正常飲食之前,上下午還要各給我打一支葡萄糖。接著王醫生笑著對我說:算你這伢兒(當地一帶長輩對年輕人和小孩的稱呼)命大,要不是早兩三天××軍武裝押運了一車藥品到農場,手術也沒法做,就在這兩三天之內你肝部的膿包一破裂,濃計流到腹腔引起全身性的敗血症,那就沒有救了。

手術後我就有一種十分強烈的飢餓感,老周連忙從我的床頭櫃裡拿出兩個雞蛋到煤爐子上去煮,我的床頭櫃裡放滿了隊上職工和家屬們送來的雞蛋,乾魚之類的食品,前一段時間因不能進食,我還送了不少給周圍的病友,我把煮熟的雞蛋吃下去之後不久,又出現嘔吐,把吃進去的雞蛋都吐了出來,手術後第三天王醫生見引流口已沒有什麼分泌物流到紗布上,便要護士幫我拔掉了插在引流口上的橡皮引流管,再用消毒紗布復蓋在引流口上,我問王醫生:不要縫針嗎?王醫生說:不用,過兩三天就會長攏去。

就這樣手術後三天一直都是又餓又想吃東西,但仍然是吃什麼就吐什麼。因為我父親是經營醫藥的,我平時也涉獵過一些醫藥方面的書籍、雜誌,所以多少也有一點醫學常識。我估計我的嘔吐可能是服用「金黴素」引起的副作用,因為「金黴素」對腸胃的刺激比較大,有部分人反應劇烈常導致嘔吐,我可能就屬於反應劇烈的這一類人。手術後第四天,王醫生來查房,看了看我的傷口說恢復得不錯,明天可以拆線了。我說我到現在還是吃什麼吐什麼,是不是「金黴素」對我的腸胃刺激比較大導致的?您看能不能改用一種別的消炎藥?王醫生聽我說得還有點道理就說:那從今天起改用長效磺胺,你看怎麼樣?我說:好。改服長效磺胺之後,我吃東西之後再也不嘔吐了,此後我簡直就像從餓牢裡面放出來的一樣,一天到晚感到飢餓,一天到晚想吃東西,時常老周和值夜班的護士半夜都要煮東西給我吃。

手術後第五天王醫生給我把傷口上的線折掉了,這時我因為昨天吃了不少東西精神感覺比較好,我想自己起來到醫院旁邊的廁所去小便(那時的廁所因沒有現在的抽水馬桶,所以通常都建在房子的外面),因為半個多月來我都沒有起過床,方便都是由老周或護士用便盆在病床上接的,我對老周說:我要自己去小便。我要他把我從病床上扶著我坐起來,他剛把我扶起來,此時我突然眼前一黑,腦子裡一片空白,什麼也看不見,大約過了七八分鐘才逐漸恢復視覺,我在床邊坐了一陣,用手扶著老周終於站立了起來,我用雙手扶著病床的靠背一步一步移到了病房的牆邊,老周看見我這麼吃力的樣子,就說:還是我扶你去吧!我說我要自己去,我雙手扶著牆壁一步一步移出了病房,來到醫院的走道上,廁所在醫院病房走道盡頭的外面,我扶著走道的牆壁慢慢往廁所的方向艱難地移動,正好經過護理室的門口,見護理室里有一個量體重的磅秤,我挪動身體進到護理室,吃力地站到磅秤上一稱,體重只有74斤,從8月22號入院到今天9月12號一共21天時間居然瘦了46斤。從護理室出來我仍然用雙手扶著走道的牆壁,終於移到了走道的盡頭,這裡到廁所還要經過一塊約三四米寬的空地是沒有東西可扶的,我用雙手保持平衡,小心地移動那對我來說沉重無比的步履,走到廁所的門口有三級木台階,我用盡力氣也邁不上去,幸好木台階的兩側都有木扶手,我用雙手抓住兩邊的扶手,手腳一起用力才終於登上了那三級對我來說是「高不可攀」木台階,心裡感到無比的興奮,我的生活終於可以自理了。

回病房的過程與來的時候一樣艱難,只是下廁所台階時遠沒有上去時那麼費力。回到病房,我才看清,我們這個重症病房,有近20張病床,由於條件的限制,農場醫院的病室只能按病情的輕重、是否傳染來安排病人,所以我們這個重症病房裡男女老少病人都有。自我9月7日晚上進入這間重症病房後,直到這時我才有機會看看同室的病友,有晚期血吸蟲病患者、有武鬥受傷人員……而我旁邊床位上住的一位年輕少婦(之所以稱她為少婦是因為她已結婚)更是與眾不同,二十來歲年紀,她那張美艷絕倫的瓜子形臉蛋和修長勻稱的身材遠勝過那時的電影明星們,她除了天生的秀美之外,還蘊含著一般城市女士們少有的健美,儘管長年從事農業勞動,皮膚卻仍保持白皙細膩,臉上也白裡透紅。

有的人你單看她的五官每一樣都生得很好,但把這些美妙的五官組合到一張臉上,這張臉卻並不一定顯得十分美麗動人;有的人單看她的五官,每一樣也許並不讓人覺得十分完美,但這些並不十分完美的五官恰到好處地組合到一張合適的臉上也會給人產生一種賞心悅目的感覺;而我們病室的這位光艷照人的無與論比的美麗少婦,不僅五官的每一樣都生得秀美絕倫,而且又都恰到好處地鑲嵌在一張精妙無比的臉龐上,構成了一張完美無缺、嫵媚動人的臉,再加上她那修長勻稱的身材堪稱一個十全十美的美人。如果硬要從她身上找出什麼不足的話,那就是因為缺乏足夠的文化教養而在氣質上缺少了一點高貴。我那時很奇怪,在農場這樣偏僻的地方怎麼會出了這麼一位像天仙一般的美人。

因為她所在的生產隊也有一位大學生(也是「反動學生」),不知道她是從老周那裡,還是護士們那裡知道我也是「大學生」之後,有一次她問我:聽說你是大學生,我們隊上也有一位大學生叫×××,你認識不?我告訴她:認識,但不是一個學校的。

由於我和她的病床相鄰,有時沒有事也聊聊天,她對大學裡的事很好奇,也很羨慕我們能有機會上大學,她說:她小時候家裡很窮沒有讀過多少書,十幾歲就嫁到農場裡來了,農場裡真好,不僅天天可以吃飽飯,又不吃雜糧,還有錢發。從聊天中我知道她的家在桃江縣的一個山區。此時我才恍然大悟,桃江縣是全國有名的美人窩,怪不得她長得那麼漂亮,她的名字叫周桃花,真是名符其實呀,她不僅配得上這個名字,而且還綽綽有餘。我有時候想:她如果生長在城市、生長在一個能夠給她提供受高等教育機會的人家,那她將會有著一個怎樣輝煌的人生軌跡啊!

自從我能夠進食起,每天都要老周幫我到總場的小街上去買柴魚(又叫烏魚,本地人認為它的肉可以生肌活血,有利於傷口的癒合和體力的恢復)和甲魚(學名叫鱉,是一種營養價值極高的兩棲類爬行動物)給我燉湯吃,那時柴魚、甲魚在農場里根本不值錢,還很少有人吃,柴魚一角伍分錢一斤、甲魚兩角伍分錢一斤、雞四角錢一斤,都是農場周邊農村裡的人拿來賣的,農場職工是不准買賣農副產品的。雞蛋是不缺的,時常都有隊上的人送來。這些蛋白質類的食品吃多了心裡覺得有些膩,有一天我對老周說:想吃點醃菜改改胃口,周桃花聽見連忙說:我家有啊,等一下我回去給你炒一碗來(她得的什麼病她沒說我也不便問她,不過她那時已經快要出院了)。我說:你也是病人我怎麼好麻煩你,我只是隨口說說而已,你不要當真。她說:我們隊就在總場旁邊,我家離醫院不到一里路。說著她就回家去了,一個多小時後,只見她用一塊大手帕提著一大碗炒醃菜回到病房對我說:這是我家做的芥菜醃菜,剛從罈子里拿出來,我放了一點辣椒用油炒了一下,你趁熱吃吧!我用筷子夾了一筷子醃菜往嘴裡一放,嚼了嚼,感到除一種酸酸鹹鹹辣辣的味道之外,還有一種又鮮又香的味道,好吃極了,我就著醃菜和甲魚湯一連吃了三碗飯,我一邊說好吃,一邊向她道謝。她說:又不花錢、又不費事,你謝什麼?就你們讀書人禮性多。

剛開始能進食這段時間,由於強烈的飢餓感使我日夜不停地吃東西,老周和護士們經常半夜幫我煮東西吃,上次稱磅秤之後僅五天,我又到護理室的磅秤上去稱了一下,體重有84斤,五天時間居然長了10斤,我知道這10斤裡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原來已經乾癟了的細胞裡面重新充滿的水分以及脂肪,否則哪裡能長這麼快?

剛動完手術那幾天,我用手摸身上,摸到的都是一層皮下面的骨頭,真是名符其實的皮包骨,儘管我睡的是全醫院最好的兩張病床之一,床的彈簧床墊上又墊了兩層很厚的棉絮,我睡在上面仍然覺得有點梗人。醫院的這兩張病床就那種通過搖柄可以使床的兩端升降的病床,在那時只有大城市裡的大醫院才有這種病床,這兩張病床在這個醫院是專供重危病人用的。據醫生護士和老病號們介紹,躺過這兩張病床的病人沒有幾個是直著出去的(意思是病好了,站著走出去的),大多都是橫著出去的(意思是死在了這兩張病床上,被橫著抬出去的)。我心想我真幸運能成為這兩張病床上直著出去的為數不多的病人之一。

××醫學院畢業的譚醫生和歐陽醫生有時也到病房裡來和我聊天,後來比較熟了,說話也沒有什麼顧忌了,有一天他們對我說:當時我們醫生護士都以為你死定了,血吸蟲病那麼嚴重、肝部腫得那麼大、痛得那麼厲害、十幾天吃什麼吐什麼、瘦得皮包骨頭還發高燒不退,又沒有消炎藥,抗生素和其他藥品,儘管你運氣好,動手術前運了一車藥來,但我們都認為為時已晚,起不了什麼作用了,在那種情況下,也只有王猛子(這是醫院的人背後對王本龍醫生的稱呼)才敢給你動手術。在王猛子的刀下雖然也冤死了一些人,但也挽救了不少人的性命,你這次運氣好,算是被他從閻王那裡拉回來了。不過你今後要注意不能搞重體力勞動,也不能搞劇烈運動。我心想:我難道從此便成了一個廢人了嗎?還有好多事情在等著我去做呀!

到9月20號前後我的健康恢復得很快,體重也到了一百多斤,這天林院長來到我的病床邊對我說:現在又來了幾個危重病人,我先把你轉到普通病房去再休養治療一段時間,你看怎麼樣?我說:我刀口長得很好,體重也增加了很多,精神也不錯,我已經住院快一個月了,你多開點藥給我,我還是出院回隊上去休養吧!林院長說:這樣也好,你去找周澤瓊醫生辦理出院手續,要她多開點消炎護肝的藥給你。此時因我生活已能自理,我就沒有要組裡的兩位老周照顧我了,我托人帶信給老范、老潘請他們派個人來幫我拿行李。

我到醫院辦公室找到周澤瓊醫生辦理出院手續,她給我開了一些消炎護肝的藥,又給我開了病休三個月的證明,並說到期後再來醫院續開病休證明。臨走時她笑著對我說,我們都以為你回不去了哩!想不到你還活過來了,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我說:全靠你們醫生護士幫我撿回了這條命,真心感謝你們。

我回到病房剛收拾好自己的換洗衣服、洗漱用品和餐具,我們生產組的小伙胡業生就來了,他一見我就說:易老大我們走吧!說著就幫我拿起所有物品,我空手跟著他走,那時我體重雖已恢復到一百零幾斤,但體力卻遠遠沒有恢復到以前的樣子。總場醫院到二分場一隊雖只有不到四里路,而且是平路,在路上我都不得不坐下來歇了三四趟氣才回到隊上。

回來後老范、老潘到我住的寢室看我說:這幾個月你什麼都不要做,只安心養病,等一下我們安排人跟你弄點吃的東西補補身體。接著本組和外組的員工、臨時工們陸續又來了不少人探望。

第二天老范、老潘就安排人送來一肥皂箱生花生和六七斤炒熟了的花生米,他們說:這都是花生曬場上揚場時,最上風頭的花生,是最飽滿的,生吃可以潤肺補氣血,炒熟的花生米營養豐富。畜牧組的人送來了七八斤炒熟了的南瓜子,說是多吃南瓜子有利於恢復體力,他們還說:你儘管吃,吃完我們再給你拿來。有的職工從家裡拿來了雞蛋、乾魚和醃菜。這些東西對我恢復健康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後來的事實表明:真正使我從一個譚醫生、歐陽醫生所斷言的不能從事重體力勞動、不能從事劇烈體育活動的「廢人」恢復成一個健康的正常人,起關鍵作用的食物是甲魚。

我9月20號左右回到隊上時,所有的農田已基本上不需再灌溉,隊上和組裡的灌排水渠道里都只剩下一尺深左右的水,此時的甲魚已停止了進食,大都鑽到溝渠底部的淤泥里去了,隊上的農工們趁上下午的工間休息時,拿一根趕牛用的細竹枝往溝渠的淤泥里不斷地抽插,一插到硬的,便用手往淤泥下一摸,往往就能抓到一隻一兩斤重的甲魚,他們一天往往能抓到三四隻甚至五六隻甲魚,拿回家後,用大瓦缽燉上一大缽,只需放點桂皮和鹽就成了味道鮮美的清燉甲魚。此時他們就會打發他們的小孩到我住的寢室里來對我說:易叔叔,我爸爸媽媽叫你去吃甲魚。於是我拿著搪瓷飯盆到食堂里打一點飯菜就到他們家裡去,一進門他們就說:你還吃這些飯菜乾什麼?就吃甲魚,把甲魚當飯吃,我們這裡沒有什麼好東西,只有這種甲魚聽老人們說可以補身體,你儘量吃吧!反正天天都可以捉到。

從我出院回到隊上起,一直到這年的11月22號我離開農場的這段日子裡,每天幾乎都是輪流到職工們的家裡去吃甲魚,而且是當飯吃。白天、晚上沒有事時就吃點生花生、吃點炒熟的花生米和南瓜子。在這些東西的調養之下,我的身體恢復得很快,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次急性血吸蟲病、肝膿腫和那次死裡逃生的手術除了在我的右腹部留下了一條長長的疤痕之外,幾乎沒有留下任何不良後遺症的關鍵就是:我出院後連續吃了兩個月的甲魚而且是當飯吃,不是當菜吃。此外我在大學時長期堅持不懈的體育鍛鍊使我的身體具備了良好的基本素質也是原因之一。

後來回想起來,我之所以能安然度過在農場將近四年的、幾乎使我命喪黃泉的、充滿苦難的「勞動教養」歲月,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得益於農場職工幹部那遠高於普通農村的思想文化素質。

該農場建於1954年初,建場時面向全省農村召收農場工人,當時也是打著到國營農場去當現代化的農業工人,開拖拉機、開播種機、開聯合收割機、拿工資、住宿舍、吃食堂……這樣的招聘廣告,到各縣去招人。那時剛「解放」不久,因循、保守,安於天命、故土難移的中國農民,卻很少被中共當局的這些誘人廣告所打動,而自願離鄉背井到一個充滿未知的陌生地方去開拓新的生活。只有那些有些文化、有些見識,又富有冒險精神和進取精神的年輕農民才敢於懷著開拓新生活的激情,離鄉背井前去應徵成為農場職工;此外還有一些有文化的年輕農民,由於種種原因在家鄉不得志,希望能找個遠離故土的地方去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和文化知識,因而也報名應招成為農場職工。這些人都屬當時中國農村的精英階層,這些人都是在民國時代完成了他們的初小、高小教育,極個別的還曾受過初中教育,再加上他們在家鄉的宗族環境之中成長,所以他們已形成了自己的中華傳統文化與比較現代的觀念相結合的價值觀,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對是非對錯都有自己獨立的判斷標準,而這些東西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還尚未被中共當局完全摧毀,所以當時二分場一隊的職工的大多數依然人性、良知未泯,這就是後來他們在與我相處久了之後,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都沒有再把我當成試圖重新騎在他們頭上欺壓他們的「階級敵人」的原因,正是在這些人的關愛之下才使我絕處逢生,安然度過這近四年的「勞教」歲月。從農場的情況使我看到文化知識對人影響之大,隊上對我關愛有加的人,像支書範金彥、文建生,生產組長潘義芳、記工員田祖武和其他班組長和職工這些人大都具有高小、初小文化;而隊上那些把我當作「階級敵人」而故意習難我的人大多為文盲,諸如生產隊長張×橋、周×階……等人。

【注釋】

[1]我國南方種雙季稻地區在七八月份搶收早稻,搶插晚稻的簡稱。

[2]潘義芳,我所在生產組組長,高小畢業(這在當時的農民中要算是有文化的人了),農業技術精湛,極富正義感和同情心,不僅在生活上、勞動生產上對我十分關照,而且不止一次冒著被別人指責「包庇反動學生」的風險,在生產以幹部會上抵制階級鬥爭觀念極強的生產認隊長張喜×對我的故意刁難。

[3]笵金彥,高小畢業,坦克兵排長轉業,我剛到二分場一隊時,他是我所在生產組組長,65年農場「四清」後,調入「四清」工作隊赴另一國營農場搞「四清」運動,66年回隊擔任生產隊黨支部書記。他和老潘一樣都是那種富有正義感和同情心的人,在各方面對我都極為關照,他從未把我當作階級敵人對待。

(摘自一真濺雪回憶錄《使命》)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民主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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