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實味事件」以後，蕭軍與當時也不入黨的畫家張仃有一段談話。蕭軍記錄：「我們一致認為，將來第一流的作家，任何黨內不能存在、存在的儘是一些二、三流的呼『萬歲』之輩。他們也正需要的是這類東西。」(上Ｐ504)
1942年10月，有朋友和他又談到入黨問題，蕭軍是這樣想的：「我告訴他們，我不拋棄文學的時候，是不會入黨的，入黨我就完全從事政權工作。我底入黨與否，不是以我個人為決定的，而是以革命利益為決定，看我於哪方面更適宜些。」「中國共產黨他們還不懂得作家，也沒有真正的尊敬和關心，更不懂該怎樣使用，我為什麼跳進裡面去毀滅自己。他們是為政治，我除開政治還要文學——更大的政治。」(上P627)
他說：「一個政黨他們只需要一個能夠把他們的口號，決定等披上一層藝術的外衣，達到一種目的作家就夠了！」（下P27）
一次毛澤東造訪「文抗」，蕭軍在交談中說：「一個作家參加革命不是容易的，他反革命也是不容易的，因為他們是有良心的，這不相同一個簡單從事政治的人……」（上P260）
「我最後一滴血是要流在藝術上，而不是政治」。（上P645）
五、蕭軍的無奈
「王實味事件」後，朋友們疏遠了蕭軍，他感到「鳥盡弓藏，獸盡狗烹」，打算到邊區各地去旅行，因開不出通行證，只好放棄。一邊改寫他的長篇小說《第三代》，一邊讓心漸漸平靜下來，並且認真讀起《聖經》，「夜間把《約翰福音》讀完。統計《新約》我每篇全讀過一遍了。《舊約》還要再讀一些。」（上544）
1943年3月「文抗」的作家紛紛下鄉下廠上前線去體驗生活，去不了的少數作家轉移到其他單位繼續「整風」。「文抗」撤銷了，只在邊區文協設立了通訊處。原址改為「中央組織部招待所。」蕭軍因為「同情托派王實味」，哪也不能去，哪個單位也不敢要他，只好仍住原處，成了「中央組織部招待所」的客人。從外地調回來的同志們住到招待所參加「整風審干運動。招待所的負責人沒有讓蕭軍夫婦參加整風小組。邊區政府號召「生產自救」之後，王德芬參加了紡紗組，蕭軍則繼續寫他的長篇小說。
12月初，王德芬因臨近預產期，每天三餐從山上窯洞到山下平房食堂吃飯困難。蕭軍向招待所負責人提出，可否讓他把王德芬的飯帶到上山去。負責人不客氣地說：「不行，任何人都不准特殊化！」蕭軍解釋王德芬爬山已經很困難，請照顧一下。負責人仍不通融。蕭軍日記中寫下他們的對話：「你和你老婆，甚至學委會的委員們，不是讓小鬼給你們一天三頓都送到山上窯洞去吃嗎？這不是特殊化？」負責人大發雷霆：「我是主任，你敢批評我？」最後下「逐客令」：「你嫌這不好可以走」！「走就走」，於是蕭軍決心離開招待所，下鄉種地當老百姓，再也不吃這份供給糧，受這份窩囊氣。
蕭軍領著待產的妻子和兩歲數多的兒子，捆上簡單的行李，就去找陝甘寧邊區政府。他們被安排在一個老鄉存糧的半地下石窯，一個馬槽當水缸，安了家。蕭軍自己砍柴、擔水、開荒，給妻子接生，過起艱難的農家生活。他帶著兩歲多的兒子去砍柴，怕孩子被狼吃了，只好綁在樹上。1943年初，縣政府停止供給他糧食，也沒有動搖他在鄉下生存的決心。他藉口糧，借農具，借種子，並提出為邊區政府做文化工作，等待答覆時，口糧告罄。老鄉對他不信任，又「無工可攬」，可見生存之難。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如今是生活在爛泥沼里，不能前進，不能後退，不能停止，要忍耐著咬緊牙齒爬過去啊！」（下P314）
1944年3月3日，受毛澤東囑託，胡喬木帶著縣委書記來造訪，動員蕭軍回延安。妻子提出，此處沒醫沒藥，「孩子病了怎麼辦？」蕭軍只好同意回去。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竟坦白地和他們談了我回延安的目的——準備入黨——他們當然是被一種不信任的感情驚異著。」「我大致為他們解說了這過程：1、我自從到鄉下以後，對於革命的真理又多了一面認識。2、中國革命需要更迫切的是什麼。3、這是我應該入黨的時機。4、我來農村的目的等。」「感情是我自己的，理性是屬於人民大眾的，……我是決定服從後者的，我所以放棄了我的感情上的不舒服——這也是不容易的——它經過了十五年的矛盾！」（下P3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