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軍回到延安，被安排在中央黨校三部學習。在黨校遇到了一些情況，使他在入黨問題上又退卻了。這時黨校正在「反省」運動中，不斷有「叛徒」、「特務」在大會上反省。那些「過去傷害過我的人」也站到了反省的舞台上。並且說服蕭軍寫「反省自傳或入黨」。他表示：不能冷靜寫反省，因為受傷害太深；對入黨，要「重新考慮，如果沒有十分必要，我還是做一個非黨的共產主義罷……因為我的職業是個『作家』」。「夜間開『實事求是』討論會，每個人又在全盤否定自己。我沒有發言，覺得沒有必要」（下Ｐ400）。
不久，蕭軍遇到了彭真，蕭軍「說了自己一個月來的印象和感覺，也提到關於組織問題，請他代我考慮。……他似乎沒有想到我還在猶豫著這個黨的問題，但當提到這個問題，他的臉色忽然變成一刻嚴肅，我不甚明白這意義。」（下391）蕭軍談到下鄉的感受，彭真很感興趣，想借蕭軍在鄉下寫的日記看一看。幾天後，蕭軍將日記親自送到彭真的住處。
蕭軍日記中寫道：這一次大家談話更是無任何保留，全說出每人所要說的。他第一次對我的批評：「你的《八月的鄉村》沒有問題，是革命的，你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也是革命的，但你有時候卻總不能和黨靠攏，有時甚至是對立的……這就使我懷疑了。同時又知道你認識一些不好的人，又是從東北來的……也許和日本人有此關係罷？……」（下Ｐ405）
四個月後，彭真將蕭軍日記送還。
大約又過了半年，1945年2月，彭真約蕭軍去談話。蕭軍日記中記下了當時的對話大概：
接著就接觸到過去一些：王實味事件、招待所事件……他說：
「這是他們不對，把友人造成了敵對形勢！」
「我所感到悲痛的，也就是這種力量底『對消』！我敢說，就我的性格，歷史……對共產黨我已經忍耐到最低或最高限度……」
「我相信……如果再能忍耐些就更好了……」我們全笑了。
「我還做不到『以德報怨』這程度，只能以『直報怨』……我如今可以容三槍，但第四槍，我一定要還手了！」
「如果他是個同志，第四槍也讓過他……」
「我還不能，因為我在外面刀對刀，槍對槍慣了，比如武術，下意識伸手就要打人，雖然我不願意打……」
最終他說了主題：
從各方面我們考查、研究……知道你——更是我自己看了你日記等完全相信——是我們的同志，關於入黨，原則上是毫無問題，只是我代你考慮的，只是『紀律』，因為它是個集體啊！」
「這使我很愉快，因為究竟共產黨認清了蕭軍並不是他們的敵人，是朋友、同志……大家一致對中國人民大眾負責。關於後一點，我考慮過了，還是不入為好。第一，我還不能很好地把握控制自己的感情；第二，我不能一下放棄個人的自由享受性；第三，我還沒有決定是以文學創作占第一不是其它第一……」
「即使入黨，也還是創作，只是公開還是秘密……」
「秘密不可能，公開對於此後工作利益受限制……」
「最後我底回答是再待一年再說。」（下653）
這時，整風已經結束。在整風中曾經有人把蕭軍，羅烽、舒群指認為特務，還有人指認蕭軍和丁玲組織「反黨」活動——文藝月報，刊物等。蕭軍心裡清楚：「共產黨把我放在這裡，是在作「無形的審查」！彭真看蕭軍的日記，顯然不是代表他自己，所以他說「從各方面我們考查」。這是鄭重表明了延安當局對蕭軍的態度。
1945年3月，蕭軍被調到魯藝。6月邊區召開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文藝界擬推蕭軍、周揚、丁玲為籌備委員。可見，蕭軍的地位在延安文藝界還是相當突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華民族慶祝勝利的鑼鼓未停，國共兩黨爭奪政權的內戰已經拉開了大幕。中共力量的重心迅速移師東北，延安時代行將結束，蕭軍的延安生活也隨之戛然而止。他提出到東北工作。臨行前，還記錄了這樣的見聞：
「9月2日星期日高原夫妻來了，他們在保全處被囚禁了三年，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他們說了那裡面『無法無天』以及悲慘的情形：一個女人瘋狂了，被光身囚禁在窯洞裡，弄了渾身糞便；一個東北人被囚禁了六年，有肺病；一個中學校長陷在昏痴狀態，吃煙把手指全燒成了泡！一個東北女人『十五分鐘』回答羅邁的『有問必答，言必對題。禁止耍死狗』她上吊了，羅邁還說她是『死特務』……一個女人被迫和一個科長結婚，生了一個孩子，如今走了。一個日本女人給科長做僕人……他也約講了他們夫妻被捕來延安的經過……從這些徵候斷定，我對團結的前途是悲觀的。」（下Ｐ756）
「11月9日，我正在修補一條破行李袋，毛澤東派來人接我去棗園。……」蕭軍對毛說：「我是預備回東北去剝國民黨的皮，掘他們的根……」「他們同意我這意見，也同意我選印魯迅先生全集。」「最後他鄭重告訴我：『聽彭真說，你要入黨，我們歡迎，只要你自己什麼時候下決心……一個黨員不是說要取消他一切特性，創造性……」「我主要是怕自己發脾氣……」「『不要緊，發一點脾氣可以的，這叫大團結里的小摩擦。』在我倆去看朱德的路上，他笑著說。」「他也說周揚和他說過，我幾次在會上發言全說得正確。」（下P769）
蕭軍到東北以後，又經歷了從熱到冷的過山車。最初，彭真親自安排他一家從張家口到哈爾濱。蕭軍作為東北抗日作家的代表，受到各界熱烈歡迎，演講六十多場，盛況空前。他被任命為東北大學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東北局還撥出三兩半黃金，讓他創辦魯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報》，他同時兼任東北文協研究部部長，並下鄉參加土改。在這種情勢下，蕭軍已經願意入黨，寫信向凱豐提出入黨申請。經毛澤東同意，批准蕭軍為中共黨員。就在蕭軍準備像孫悟空一樣戴上「緊箍咒」，全身心投身中共麾下之時，東北局卻掀起了一場對蕭軍的批判。《文化報》停刊，出版社交公，一紙《東北局對蕭軍問題的決定》，撤消了蕭軍的一切職務，下放撫順煤礦。隨後東北地區又開展了對蕭軍長達三個月的批判。以後歷經多次運動的折騰，直到文革結束後，他才以「出土文物」的形象回歸文壇。終其一生，他也沒有真正進入黨的組織生活。蕭軍的背影已經遠去，但作家與政黨之間的關係，仍然值得繼續探索和沉思。
此文還參考了王德芬《我和蕭軍風雨50年》；張毓茂《跋涉者——蕭軍》；秋石《蕭軍與蕭紅》；黃樾《延安四怪》。
來源:《領導者》總第55期（2013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