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生計選擇繼續務工，如張擁倫的搭檔年近70歲，仍需供養待業兒孫。只是，除了年齡上的務工劣勢，高齡勞動者們更加身陷根本的就業困境：他們大多屬於農民工群體，年輕時進城勞動，最終卻因"清退令"或廠區縮減成本而被辭退。技能貶值、缺乏人脈之下，對差事並沒有選擇權。教育程度匱乏則進一步限縮老人們的維權能力，如張擁倫從未有過勞動合同，不識字的工頭不理解23頁的僱主責任保單；紹興地鐵的保潔員更難意識到，外包公司可能缺失的安全培訓，實際上何等重要。
由此，年齡交織資源條件，弔詭地圍困住高齡勞動者：年輕的他們忍受高強度、低防護的勞動，希望用勞動換取更有保障的未來；但到真正老去時，過往投入的勞動反而成為枷鎖，讓他們加倍深陷高強度勞動，甚至不再獲得法律的基本保障，即使傷亡。
1.3被外包的風險：「非正式」勞動者的隱形傷亡
在更容易受傷、死亡的勞動人群中，非正式契約工人的比例始終居高不下，卻長期處於制度視野之外。事故發生後，公眾往往只能看到寥寥數語的通報：「涉事員工為兼職」、「傷者系外包人員」。這些看似中性的身份標籤，實際承擔著一種功能——一旦「臨時」「外包」「非正式」被標註，勞動中的風險與責任便被迅速切斷，轉移回勞動者個人及其家庭身上。
高風險行業工亡責任無從追究
今年9月25日，一名48歲的油漆工在不通風的地下室作業時中毒死亡。其在地下室內長時間獨自工作，僅佩戴普通口罩，中毒後昏迷長達20小時無人發現。該工作由同行介紹，由包工頭帶去施工，現場缺乏基本安全條件，也無人巡查。事後，包工頭以「能力有限」為由，僅給予家屬3萬元補償。
在臨時、不穩定的勞動關係中，勞動者更可能長時間作業、獨自作業，在缺乏防護、培訓和監督的環境中承擔更高風險；而一旦事故發生，卻缺乏工傷認定與制度性保障。工作風險高度集中於勞動者身體之上，責任卻在關係切割中被層層卸除。
10月17日，一名鐵礦司機在工作中突發腦出血死亡。礦企稱其為「私人勞務外包人員」，拒絕工亡賠償。死者簽署的勞務協議實為免責條款，工傷認定與索賠困難重重。儘管理論上，若能認定事實勞動關係，公司應承擔工亡責任，但現實中的維權成本，幾乎將這一權利排除在工人家庭的承受範圍之外。
通過臨時工、外包、人力派遣等方式，高風險行業得以系統性規避長期責任，將最危險的勞動，交由議價能力最低的人承擔。
職業病、過勞死亡，賠償責任在誰？
非正式勞動者的身體，不僅暴露於突發事故，也長期承受慢性、不可逆的職業傷害。
今年9月，一名43歲的礦工在離職後確診塵肺病，向公司提出賠償請求，卻被項目承包人以「僅在承包期內工作10個月」為由拒絕承擔責任。這一事件揭示出「長期臨時工」的普遍困境：勞動關係碎片化，健康風險卻在同一行業、同類環境中持續累積。
在煤礦行業，通過項目承包用工已成為規避長期責任的常態。工人名義上流動，實則長期暴露於高粉塵環境中。塵肺病作為典型職業病，不可逆、致殘率高，患者往往在未達退休年齡便喪失勞動能力。然而，超過80%的塵肺病患者從未申請過賠償；擁有明確勞動關係、可申請工傷賠償者僅占4.1%，最終成功獲得賠償的更不足1.22%。在勞動關係不斷被切割的情況下，工傷責任是有限的，身體的損耗卻是持續而漫長的。
10月20日，鄭州一名44歲的短劇導演因過勞猝死。由於未簽署正式勞動合同或項目協議，公司僅支付1萬元補償，後續索賠困難重重。短劇劇組普遍缺乏醫療與安全保障，工作時間極長、強度極高、精神壓力巨大。從業者多來自各行各業，在經濟下行中被動或主動進入這一行業，在低保障條件下承受高強度勞動。有的人押注「風口」，有的人只是尋找一份短期結算的收入，而這種偶然進入的臨時勞動，卻可能在長期過勞中醞釀致命風險。
即便沒有立即發生事故，當勞動者長期處於低保障、高風險、低收入、高強度的勞動狀態中，身體傷害已經在持續發生，致命風險也早已被系統性製造。
風險持續沉積
在現實中，「勞務外包」被實踐為責任外包，而非單純的用工形式選擇；「臨時用工」也不只是時間有限的勞動，而更接近於一種被迫切斷效勞動時間與責任鏈的風險管理機制。通過外包、派遣、臨時工等方式，用工主體得以抬高工傷認定門檻，使非正式勞動成為事實上的「責任真空區」。
從這個角度看，非正式用工並非法律盲區，而是被人為製造、並被反覆利用的盲區。在當前經濟環境下，越來越多企業選擇以非正式用工降低成本、轉移風險，本質上是一種以勞動者身體為代價的成本壓縮機制。
選擇臨時勞動的個體，往往本就處於年齡、技能、戶籍、經濟等多重弱勢位置，風險承受能力更低；而臨時勞動制度所帶來的高風險，正好與這些脆弱性相互疊加，形成惡性循環。所謂「靈活用工」，實質上是風險向下沉積的過程。
臨時工制度並非效率的中性選擇，而是一種結構性安排：在不改變生產方式的前提下，將長期成本與傷害轉移給最難被看見、也最難維權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