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生最恨為尊者諱，但這一次我卻要為死者諱。不過也只是掩其姓名，並不掩其事跡。我與郁君的首次見面是在分場場部歡迎我們新人的聯歡會上。六九年底，我們一行數人千辛萬苦總算到了雲南農場的紅旗分場。當年的中國，不比現在，若是不能搞出個像樣的文藝宣傳隊，當領導的面子上比今天連年虧損的工廠廠...

四人幫橫行的年代，左得不得了，有些事情他們做到了極其荒謬的地步，窺一斑可知全豹，從一些小事可以了解他們的嘴臉。我曾親身經歷的一次賣糠，使我更深刻地了解了那個年代，那種極左思潮給人們帶來的災難。想來，這也不是一件毫無意義的事。那時沒有農貿市場，農民也沒有更多的農副產品需要出售，自家...

那年秋天，我被生產隊指定為看青的（看護已割倒在地里的莊稼防止被人偷盜）。一天夜裡，生產隊長關德清帶領我執勤。半夜時分的涼風吹得我一會兒一潑尿，又餓又冷的感覺一塊襲上心頭，人困馬乏的我恨不得立刻回到青年點熱乎乎的炕頭睡上一大覺。這時，我聽到隊長親切地招呼我：小東，咱倆燒抔豆子暖和暖...

冀中平原中部，清澈的孝義河蜿蜒流過，河岸楊柳依依，廣袤的田野上，青翠的莊稼環繞著古樸的村子。我的祖先曾在這裡生息。這就是我的老家。1920年，少年的父親外出求學離開了這裡。在瘋狂的文革中，我作為知青下鄉來到這裡。頭一次知道，我家有如此多的親族。遠的不說，我祖父有五個兒子，四個在外...

我下鄉的開原縣三家子公社前三家子大隊，地處清河流域，是水稻產區。每年秋後，我們知青每人都能分到三四百斤大米，那是我們一年的口糧。那是個物資匱乏的年代，除了逢年過節，人們幾乎吃不到魚肉蛋，也很少吃到大米白面。住在城裡的市民，買糧要到國家指定的糧食供應站限量購買。每人每月三兩豆油，三...

生產隊早已知道知青的到來，提前就安排了一名社員為我們做了午飯。由於當時條件艱苦，我們的一日三餐總是玉米面大餅子和白水煮白菜，而且天天不換樣，連醬油和味素也捨不得放，吃得我們個個胃裡反酸水兒。大家企盼的是，菜湯上面若能漂出一點油花兒或者放入幾塊豆腐也會讓人有點食慾啊！秋收割地開始後...

1970年9月，我下鄉到遼寧省開原市三家子公社前三家子大隊當知青。一個月之後，生產隊長找我說：隊委會昨晚開會了，大夥認為你的表現不錯，決定讓你參加隊裡的分配領導小組參與制定隊裡今秋的分紅方案。此外，隊長還讓我明天上任護青員（俗稱看青的），也就是看護地里的農作物不被他人盜竊或被牲畜...

讀此文前，須了解什麼是九大碗。所謂九大碗者，即九碗豬肉是也。惟九碗豬肉內容不一，做法各異。其稱大者，蓋九大碗一般見於農村婚宴喜慶場合，非平常時節所能吃到，故冠之以大來區別。又中國人以大為榮，譬如滿清號稱大清，朱氏王朝號稱大明，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也依然硬挺著脖子自稱大宋。風氣所及...

前幾天，霍太太收拾書房裡的文件櫃，在亂得像碎紙機一般柜子里居然找出來霍先生的初中畢業證書。上面寫著：學生霍XX於一九六六年七月在本校初中三年級學習期滿准予畢業。北京第四中學革命委員會落款的時間卻是一九六八年八月一日。扉頁上赫然印著當年人人耳熟能詳的諄諄教導：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

我是一九六九年年底和幾個朋友到雲南西雙版納橡膠農場插隊的，一直干到一九七二年的四月。後來回到京城，理由並非是病退或者困退。我是以探親為由從農場脫身的，因而也就免去了上下打點、疏通關節的尷尬。一路上走走停停，當年六月回到北京，借住在景山東街的教育出版社大院裡。出版社是已被撤銷的單位...

我們這一代人是被赤色思潮毀掉的。有人說無悔，那是他的權利。我想大部分知青不會認為「無悔」，我說的「大部分」是根據事實的。我曾跟李銳先生聊過，問了他一句：「你17歲上武漢大學，我16歲就不能讀書了，連高中都沒讀，就到鄉下去了，難道你們辛辛苦苦提著腦袋鬧革命，就為了我們沒有書讀，讀得比你們還少？」銳老連說：「是是，這是不對的，不對的！」

和半導體相伴的日子比煤油爐還長，從插隊開始就聽半導體收音機。聽廣播，最早跟著姐姐在家中的無線電聽過越劇，也就四五歲光景，不記得那纏綿的腔調，卻知道劇名：《追魚》、《血手印》。後來有礦石收音機，俺哥組裝的，沒有遮蓋，是赤膊露點全裸的，很黃很暴力的樣子。構件器官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1969年，一首歌曲在江蘇省江浦縣一個南京知青的小茅屋裡誕生。從此，它在知青中輾轉流傳，從寒冷的塞北草原到西南的熱帶雨林，從西北的戈壁沙磧到東海之濱的鹽鹼荒灘，哪裡有知青棲息的足跡，哪裡就可以聽到這首歌的歌聲。這就是曾在全國知識青年中普及最廣的《南京知青之歌》。這首知青之歌帶給作...

我所在的生產隊有一個姓張的人，在林建三師一團工作。我曾就此案與張某詳談，當時他說：「那幾個輪姦犯很頑固，在專案組強大的攻勢下，終於承認了自己的罪行。但承認後又反覆翻供。那個受害的女方剛開始有思想顧慮，不敢接受自己曾被輪姦的定案，後來組織上再三給她做『思想工作』才認可這個結論。」另一個曾在林建三師工作過的朋友對我說，當時對這幾個犯人還上了肩背銬，並加了楔子。有一個人熬不過去了，下了軟蛋（屈打成招），使得案子有了突破。

「獻忠書」是一份賣身契約。「開膛剖腹」，「挖」出自己的心，獻給偉大領袖，獻給紅太陽，得到的不是直接的錢財地位，它只是一種證明，證明你的心是「紅」的，證明你的人是「忠」的，於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允許你的肉體的存在。這是無價的交換，失去的是人文精神，獻出的是獨立人格，交出的是自由思想。 三四個月後，1969年，我離開上海，和我哥哥的那幫亭子間的同學一起離家，去吉林省懷德縣插隊設籍。

對我來說，城鄉差別就已經不再是一個抽象的術語，它是一種回憶，一幅圖景，是高山深谷，是一種令人戰慄的現實。我寧願那些富有人情味的鄉土客店快些消失，儘管我曾在那裡感受到古樸，安寧和愉快的氣氛。我也寧願那些車把式如今已經有了城裡人的精明和狡黠，有了享受的概念，甚至有了無休止的欲望……誰讚美那個已經存在了無數個世紀的大車店，或者在瞻望未來世紀時無視這一悲哀的現實，那麼他自己不妨先去住上一宿。

在上海崇明島某某農場生活了六年多，我把這段時間稱為苦難歲月。歲月雖是苦難，我有三個好兄弟與我如影相隨，不離不棄，讓我稍許有點安慰。他們是，我的搪瓷飯碗、香菸和《詩詞格律》那本書。一日三餐都無法離開的好兄弟——搪瓷飯碗。在農場我們男孩使用的飯碗，一般都比較大...